卡夫卡式隐喻是什么

1、其把灰暗的现实和梦魔般的主观意识，孤独、恐惧、悲苦的情绪表现在创作中，将锐利的斧头击碎心中的冰海，向人们倾诉心声和希望，言辞间闪烁着理想的火花；

2、卡夫卡笔下的白描艺术特征是运用冷漠、客观、简洁并暗含着讽刺意味的语言表现作者的焦灼而忧虑的心灵，这种风格的形成与作者外冷内热的性格不无关系；

3、《变形记》用表面的荒诞不经，来诉说作者潜藏心底的生活理想，涵盖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容与文学价值。卡夫卡的象征，不但具有深刻的文字艺术的深刻意蕴，又蕴含着理智的比喻。

4、如此荒诞离奇的情节，如此冷漠的人际关系。卡夫卡究竟想表达什么，为何又要通过“变形”这一现实中不可能出现的现象来表达呢？(卡夫卡式隐喻是什么)。

5、再次，来说说克鲁苏文化以及叙事中的几大关键要素:巨大的怪物形象，视万物/人类生命为刍狗的行动逻辑，追求终极真相的人类只能遇到不可名状的巨大混沌，通常故事情节为，一个理性，理智，而出类拔萃的人类，在深度探索之后发现了难以名状的巨大怪物和神秘真相，最终毁灭或者发疯。例如，在《疯狂山脉》中，洛大师创造了一个潜伏在南极冰面下的巨大怪物，叫修格斯，其外貌是：一团无固定形状的原生质脓包，隐隐约约放着微光，上万只放出绿光，脓液式的眼睛，那填满了整个隧道的躯体向我们直扑下来，把慌乱之中的企鹅们尽数压碎。”

6、卡夫卡是欧洲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他生活在奥匈帝国行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据我个人理解，其“现代人的困惑”正是体现在作品的荒诞与矛盾上——主人公往往在现实社会中，处于欲进不能，欲退不得的境地，挣扎而不得解脱。这事实上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利害关系的一种揭露。而“困惑”就是现代人在对社会、自我价值的认识上产生的疑问。(卡夫卡式隐喻是什么)。

7、卡夫卡的许多作品都描述了职场对人的压抑，用评论界的话来说就是现代化城市中“人的异化”问题。捷克共和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葛婉娜女士告诉笔者，这本书适合于对卡夫卡有一定了解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对生活有些困惑，或是感到孤独和压抑的人们，通过读这本书，他们会觉得有许多共鸣。书中就写到了这点，我们容易将这些感觉和卡夫卡本人以及他日常赖以谋生的工作联系起来，长篇小说《审判》的主人公银行职员K，在许多方面都很像作者本人。葛婉娜女士在读这本书之前也认为卡夫卡就像他笔下的人物那样，但其实并不是那样，也正是因为这样塑造人物的想象力，才让卡夫卡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

8、捷克人史上曾多次与斯洛伐克人在政治上统一于一体，比起邻国的国家族裔认同，捷克的国家与全民认同时间更长，特点更显，从广义角度讲，捷克文化以如下独特性著称于世：注重理性，讲求实效的思考、悠久的智慧及艺术成就，在外族统治期间形成的强调消极抵抗的意识形态，缺乏作为组织力量的宗教，小城镇的乡土文化与大城市的西方文化之间的对立等，绝大多数捷克人是天主教徒、新教徒和无神论者，信教者对宗教活动的参与仅限于重大节日和宗教仪式。

9、格里高尔的变形，是孤独与悲哀的象征。所谓象征，就是运用具象化的描述代表或暗示某种思想，意念与感情。由于一些社会现象不利于直接在作品中表现，卡夫卡运用虚构的手法来刻画人物，用象征性的方式来表达某些现象。

10、作为一个“玄想型”作家，虚构在博尔赫斯的写作中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在《沙之书》里，作者虚构了一本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沙之书”。

11、人们经常归纳总结伟大作家的哲学思想和表现方式，衍生出特定的形容词来理解他们：例如荷马式、莎士比亚式、乔伊斯式。而另外两个形容词似乎更适用於现代大多数情况，更为黑暗和局促拘束的景象：「欧威尔型」和「卡夫卡式」。

12、旧神：在克鲁苏文化第二位大师德雷斯的设定中，旧神对抗著旧日支配者与外神，曾在远古时代与旧日支配者们作战，并将它们幽禁、放逐。它们一般对人类抱持善意，并协助人类反对旧日支配者；许多爱好者认为旧神的存在引进了善恶二元对立的概念而与洛夫克拉夫特冷漠的宇宙恐怖观相违背，因此拒绝承认它们的正当性；

13、文学以不同的形式即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

14、《变形记》有趣的正是在于，从表面上看，变形的当然是从人变为虫的格里高尔，然而格里高尔的精神世界，他的责任感，对家人的尊敬，特别是对妹妹的爱，是由始至终都坚毅不变的。反而是家庭的另外三个成员在整个过程中经历着起伏的“思想变形”。

15、旧日支配者：旧日支配者是宇宙中强大而古老的存在，其存在多数都是由远超凡间的不明物质组成，尽管它们不如外神般强大，其能力依然远远超过人类想像，普通的人类只是看到它们就会陷入疯狂；但仍有一些外星种族、古代文明或疯狂的神秘宗教崇拜它们，希望得到它们的力量。

16、王小波的小说，有一部分充满想象，主题不甚明确，有趣是和意旨所在，如《红拂夜奔》等，这样的小说明显受了卡尔维诺的影响。为了弄明白王小波，不妨事先看看这位域外作家后著作。

17、(5)彭彩云.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专题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25-140

18、借助汉斯·齐施勒的文献资料，传记作家彼得·安德烈·阿尔特(Peter-André Alt)肯定了电影技术手段对卡夫卡的影响力，称其为“叙述式照相机眼光技术”，他认为《失踪者》中卡尔逃跑的情景是受两部影片(关于追捕《蒙娜丽莎》窃贼的短片和《白人女奴》)的影响，“小说试图用一种叙述透视法手段移置这一组连续镜头所突出表现的机械性运动逻辑”；对《失踪者》的镜头背景，阿尔特在“精选的美国”一章中给出了一系列关键词：工商业、劳动、流通、选举，“这种精确描绘的美国形象以非常独特的方式与一种类似电影的叙述方式结合”，卡夫卡“领会了早期电影的修辞手段”。对阿尔特的观点有两种代表性质疑：彼得·贝肯(PeterBeicken)和阿尔特在电影对卡夫卡的影响和镜头语言的破碎性和隐喻性上确有共识，但在电影镜头的技术性和叙事视角上有争议，贝肯提出“电影视觉”“叙事摄像机”“电影表演”(“filmischeSehweise”, “Erzhlkamera”and “filmischesInszenieren”)等电影主题化的概念。贝蒂娜·奥古斯丁(BettinaAugustin)认为，电影技术从形式上满足了卡夫卡表达“现代意识”的需求，“卡夫卡特殊的视觉感知”不一定是来自他看过的电影的“灵感”，批判阿尔特过度强调电影的影响。

19、可是不存在又怎会被猜中？孤独是当事人不愿提起的，别人提起仿佛又确凿存在的。没有谁比深夜独自出现在厅堂吃糕点的“我”更适合被赋予孤独的可能，且真实性甚至就此无需考证了，孤独是被环境被他人赋予的，孤是孤身一人，独是独自。所以当“我”和“他”在一起孤独就不再，而 “我”不断害怕他被第三方拐走，表明了“我们”根本的不同，结果仍然是“我”的孤独，“我”个人的，无法被别人挽救的。

20、奇鸟行状录是一部正面描绘日本在亚洲施暴的小说，虽然村上春树也是个日本人，但是显然他对那段历史是比较羞愧的。他在小说中用了很多隐喻的东西来联系所有事情的脉络，给予读者最真实的体验。

21、《海边的卡夫卡(上)》是2003年时报文化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村上春树。

22、捷克为族裔同质国家，捷克人占人口总数的94%，斯洛伐克人占3%，吉普赛人1%多。捷克族际关系平稳和睦，“乡下穷亲戚”斯洛伐克人选择独立让捷克甩掉了“包袱”。城乡人口分别占74%和26%。宗教信仰程度不高，1/3以上的居民没有宗教信仰，天主教徒占40%，新教徒约占5%。官方语言为捷克语，与波兰、斯洛伐克语相近。

23、它可以看做是对无穷尽的存在的隐喻，可以看做是无限时间空间的模型，可以看做是对人类浩瀚知识的象征，还可以看做是对文学的某种认知：制造一本无始无终的小说。博尔赫斯所钟爱的卡夫卡的小说其实就近似于无始无终的小说。

24、卡夫卡式欺骗来自于卡夫卡，卡夫卡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卡夫卡小说的谜语特征体现在小说的不确定性特征上，其小说往往没有起始，没有结尾，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没有明确的方向；

25、(骑行)和(散步)中多次出现的“我让”，辅证其臆想的主观性和唯心主义。卡夫卡本人在《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的话似乎可以作为自答：“同一个人的各种认识尽管截然不同，却有着同一个客体，即人本身，于是又不得不回溯到同一个人心中的种种不同的主观上去。”

26、在钟楼上的钟敲响凌晨三点之前，他便一直处于这种空洞与平和的沉思状态中。窗户外面的朦胧晨曦他还经历着了，然后他的脑袋不由自主地完全垂下，他的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微弱的气息。他死了，面对死亡，他还为亲人着想，再一次表明他的善良和可怜，又一次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纯粹的自私自利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在这样的异化社会中，注定了主体走不出困境的悲剧。

27、《判决》以一个年轻的商人在春光明媚的星期天上午，悠然自得地给朋友写信开篇，让读者误以为会有一个轻松的故事发生。然而事实却是，这个故事最是让人不寒而栗。儿子原本那么敬重、爱戴父亲，那爱戴犹如亚伯拉罕对上帝的爱；然而转瞬之间父子俩剑拔弩张，如临死敌。儿子既要维系着表面上的恭谨，又不可遏制地冒出愤恨的念头，两人的心理战让人窥探到一个父子关系的深渊。父亲突然的死亡判决更是让人瞪大眼睛，跌掉下巴。联系着卡夫卡的《致父亲》，很自然会联想到这是卡夫卡对父亲、对父权的控诉。然而卡夫卡宇宙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含混神秘特质带来的多解义性，如果用弗洛伊德的自我理论重读这个故事，读者读到的将是一个自我审判的卡夫卡：《判决》是一个将熟未熟的年轻人站在成人世界门口的犹豫踟蹰，是卡夫卡对这种犹豫不决的自我审判。当然，从不同角度还能够读到更丰富的涵义。

28、外神：外神在整个克苏鲁神话系统中可说是最为强大的存在，但洛夫克拉夫特本人并无具体的使用过外神这样的称呼(他使用的称呼是“其他神［Other Gods］”)。外神与旧日支配者时常无法很明确的区分，在一些故事中也常被归类在一起。也有的克鲁苏文化作者认为，外神其实就是比较强大的旧日支配者。

29、拼命工作后的异化变形，揭示努力工作无意义。小说主人公格里高尔是一个旅行推销员，为了给家里还债、使家人过上好生活，他拼命工作，忍受着身心的折磨。虽然最终全家搬进了宽敞舒适的大房子；然而，他却完全丧失了自我，他没有朋友，没有爱情，没有娱乐，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没有支配自己生活的自由。最后，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壳虫。

30、关于另一场俯视镜头——游行活动，卡夫卡在1912年12月底致菲莉斯的信中问询：“你见过美国某些城市在举行地方法官选举前一天晚上发生的游行示威吗？”此类游行示威的资料基本源于半年前卡夫卡出席捷克政治家索库布《美国及其官员队伍》的报告会、索库布的著作《美国》和阿瑟·霍利切尔关于美国的旅行报告。这些资料在卡尔的俯视镜头中以舞台剧入场的形式开启，“齐声呐喊”的声音和“浅黄色烟雾里”的灯光中，乐师和游行队伍的主体部分入镜，喧嚣且繁忙的选举场景逐渐变焦，从多视点展现场景到聚焦于俯视视角的一点——候选人“闪着暗淡光泽的秃顶”，“此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尤其是布鲁娜妲强迫他使用观剧镜时，更是“什么也看不见了”。一再复制的“看”和“看不到”，逃到楼下“看得更清楚”却未成功。“看”的无能源于看到的，镜头在遮蔽“看”，“冲淹了意识”。言论自由刺激着“狂暴”而“漫无目的”的大众，司法独立上演着一场场闹剧，在这一点上美国的法官选举和奥匈帝国的爱国游行没有区别。对待这些游行，卡夫卡总是“带着凶狠的目光站在一旁。这种游行是一种令人反感而伴随着战争的现象之一”，而随波逐流的大众总是乐于“观看”并且参与其中。未被文明和秩序抛弃的侥幸，最终难逃战争和暴力的碾压。

31、除了主人公格里高尔的象征意义，小说中的卧室、客厅、门、窗也是具有隐喻意义的。现代主义文学不仅以塑造象征性的人物形象著称，其人物的生活环境也极具隐喻性。格里高尔的生活空间有三个：卧室、客厅与窗外，隐喻着他的三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世界：卧室隐喻着他私密的个人世界；客厅代表着家的世界；窗外是他的工作世界，隐喻着社会。

32、温暖的环境即使是暂时或虚假的，其氛围是与所谓“孤独”搭不上边，甚至是正反两极的。所以人常常会有意地忽视个体分异，通过群体聚会短暂地幻想出实则并不存在的乌托邦。

33、处于传统的语言逻辑不能够表达思想的“语言危机”时代，卡夫卡式电影书写通过镜头和语言的遮蔽性，试图构建一个西方现代思想的容身之所。他曾说，“青年艺术家的语言更多的是掩盖，而不是揭示”，显然旧的艺术和语言形式对青年人的扼杀，使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实质上，卡夫卡对电影这一全新技术形式是抱有希望的，正如他对卓别林艺术的评价：“用他的利齿向世界进攻”，“以他独特的方式进攻”。在这一点上二人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卓别林使用的是摄影机器，卡夫卡则是通过他的笔。他意识到并借助镜头的遮蔽作用，抓住了读者(观众)的精神体验，在《失踪者》中预言了人的失踪，《判决》中人的无能，《变形记》中人的异化，《在流刑营》中人的残杀，《饥饿艺术家》中人的追求，《城堡》中人的存在，《诉讼》中人的审判，直到最终人的焚毁，“耻辱还留在人间”。如斯坦纳所言，“卡夫卡深知克尔凯郭尔的警告：‘个人不能帮助也不能挽救时代，他只能表现它的失落。’”

34、表现主义作家热衷于此，卡夫卡的日记里经常见到梦的记录。《乡村医生》就运用了梦幻的笔法。

35、“沙之书”是某种神秘之物，小说主人公“我”对待它的态度先是好奇，然后是钻研，然后发现对它了解得越多，则不了解的部分也越多，就越意识到自己的渺小；然后迷失于无法自拔的敬畏，再然后是恐惧，最后是逃避。

36、其为一种欺骗方式的形容，卡夫卡式来形容超现实噩梦般的荒谬、奇怪和超展开的情况，你不是疯子，我硬说你是疯子，你越辩解我越说你疯子，你表现的越愤怒越害怕我越说这就是疯子的表现，这样大家就相信你是疯子了；

37、村上春树写《海边的卡夫卡》时，闭关半年，早上4时半起床，伏案书写5小时，然后做运动，听音乐，晚上早睡，天天如是，绝无例外。

38、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

39、正如所有伟大的小说都有一个伟大的开头，卡夫卡也总能一笔将你带入他的宇宙。如《审判》的开头：“一天早上，约瑟夫·K莫名其妙地被逮捕了，准是有人诬陷了他”；《乡村医生》的开头：“我的处境十分窘迫：我必须即刻出行”；“当一切已变得难以忍受——在十一月的一个黄昏——”(《不幸状态》)；“煤全用完了，桶里空空如也，……我一定得有煤，我不能冻死”(《煤桶骑士》)；“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变形记》)。不论你抱着怎样的心态打开书，总是会猝不及防地被他的句子捕获，总是会身不由己地继续读下去，抱着猎奇的心理想要一探究竟。然而，并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剧情，也没有可供理性思维施展拳脚的断案空间，你只是发现自己坠入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看到一个孤独、心事重重、满怀恐惧的主人公无辜地被宣判有罪。这个敌意世界正如《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所描绘的那样：“我们的生活动荡不安，每天都会出现意外、惊恐、希望和震悚”。甚至在一个自己亲手打造的、既能储存食物又有不同出口的地洞里，主人公都是终日惶惶不安、如临大敌，它不断推翻又不断建立地洞，如钟摆一样来回奔忙，矛盾而又恐惧，心灵时刻不得安宁。(《地洞》)

40、在作品的开头，读者根本不可能想到会有这样一本“沙之书”；而当读者读到小说中间时，也根本不可能想到“沙之书”最后的结局是被藏在图书馆里。博尔赫斯的小说就是这样，总是让人充满期待和惊喜，让人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而当读者读完全篇，又能有无穷的想像和回味。《沙之书》讲述一个波澜起伏的小故事。虽然短，但并不妨碍作者在如此短小的篇幅里施展他叙述的才能。

41、《变形记》对“变形”的真正指向，绝不是人变成虫的意象，而是在格里变形之后给这个家庭每个人带来的生活上思想上的变形。再深入点说，是对这些人生活态度、道德观念、价值观、存在主义的变化扭曲的透视。

42、卡夫卡1883年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三部长篇也均未写完。

43、洛克相信人生来便是自由的，简言之——天赋人权，同样的衍生出了对于社会契约的深刻内在要求。

44、同时，在《谈话录》中和雅诺施谈论政治游行宣传单时，卡夫卡认为像“民族”“工人阶级”这类词都是语言中教条抽象的概念，仅存在于语言中，作用于人的内部世界(思想)，真正直接的影响则是来自于外部世界(政治运动或具体的人)。语言这种“抽象的东西只是自己的热情的歪曲图像，是从内部世界的地牢里出来的鬼怪”。卡尔为司炉伸张正义是否出于自己内心“热情的歪曲图像”？这个“歪曲图像”的始作俑者就是语言。来自于被传统语言束缚思想的欧洲大陆，卡尔高估了所谓自由、正义和自己的能力，因为即使在一个全新的大陆，希望对于地位低下的人而言，只能是又一次的失败和耻辱。所以正如卡夫卡所说的，语言的影响只局限在“语言行为”中，在“挡住去路”的现实面前不堪一击。虽然卡夫卡作品中对语言的评论常常是贫乏的、暗示性的、听不懂的、错误的甚至是污秽的，但这也是他锻铸语言的原因，力图使之成为“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

45、这是小说的核心意象，是整篇小说得以存在的支点。

46、归根结底，格里高尔是被自己充满惶恐的心所吞噬，而这种不幸又反倒成为他的罪孽，他自己无法呐喊，无法控诉，只好由卡夫卡来完成一个遭到扭曲的可怜人的葬礼。

47、阅读卡夫卡总是伴随着一种难以名状的懊恼。他似乎总有本事让你猝不及防地在第一时间面临窘迫、面临危机、面临紧急状态，或是卷入搞不清楚状况的事件中。你莫名其妙地被抛入一个陌生的、动荡不安的世界，当你皱紧眉头想要探个究竟时，却发现坠入了一个迷雾重重的迷宫，不合情理、不合逻辑的事情像在梦中一样接连发生，难以理喻的人围绕在周围，而你已经被迫成为事件的侦探，一个随着事态发展越来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侦探；当你高兴地辨别出文章中那些清晰、熟悉的部分，想要抓住这些露出的岩石安顿自己时，却发现更加神秘而强大的力量洪水一般将你裹挟。你在水下看着那些从波动的水中折射出的镜像碎片，为不能自我澄明、自我保护的主人公着急，为不知道又会出现什么意外变故的事态而紧张，在裹着迷雾的动荡世界里迷失方向；而当你按捺不住焦躁的心情希望事情能朝着有利的方向前进一步时，主人公却毫无道理地、仓促地走进了悲剧，留下你愕然、茫然地在水中沉浮，看着两岸渐渐离你远去……

48、然而，卡夫卡的困境不仅在于卡在尘世与非尘世、日常生活与超越性的存在之间——这种卡住与他的写作有巨大的关联，或者说写作对于他来说就是卡住——还在于他既是女歌手约瑟芬，又是耗子民族。作为一个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在卡夫卡的时代这本身便是一种卡住。作为犹太人，作为强壮专制的父亲的儿子，他是耗子民族中的一员，地洞中的偷生者，在敌意世界惶惶不可终日；作为作家，他是面对耗子民族吹口哨的女歌手约瑟芬，是榨干自己的血肉追求完美艺术的饥饿艺术家。在他的拟结集《饥饿艺术家》的几篇小说中，艺术家们苦于艺术不能脱离观众而独立存在，苦于观众不能以自己希望的方式来理解自己的艺术，苦于观众不能置身一个合适的距离来感知自己的艺术。但他们还是像苦修的教徒一般献身艺术，不惜放弃沉重肉身，不惜使自己永葆苦难，以便能求索真理，求索超越性的存在。当读到《女歌手约瑟芬与耗子民族》中“殉道者”三个字，一道强光在笔者眼前闪过，这无意中透露出的自我投射或曰自我认知，便是卡夫卡死前拿着校对好的《饥饿艺术家》而流泪的缘由吧。

49、首先，它表现了作者对于被社会同化的内心忧虑。社会发展趋于同化，我们对于成功学理解的单一性与成功标准的功利化，使我们趋向于常规，尽力规避风险。

50、首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啥是克鲁苏？一言以蔽之，克鲁苏文化就是恐怖大师H.P.洛夫克拉夫特(howard philips lovercarft)创造的一个神秘恐怖文化以及信仰体系,开山之作就是他的小说《克鲁苏的召唤》

51、脱离人性去追寻人的自由的无果，揭示逃离与追求的无意义。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后的心情是矛盾的：变形后的格里高尔得到了他向往已久的自由，实现了他辞职的心愿。然而，这一切是以人性的丧失为代价的。丑陋而肮脏的甲壳虫外形，吃腐烂的食物，说虫语，等等，这一切都不被家人所接受。

52、卡夫卡在短篇小说《乡村医生》中将一名患者身上溃烂生蛆的伤口比做“玫瑰红色”的鲜花，这种极富象征意味的比喻，曾经让我们的一大群作家尤其是先锋作家着迷！

53、人的根本意义显然被过分强调了，生态中心主义的趋向在当今已经是越来越明晰。

54、遮蔽暴力的镜头还表现为有秩序的、繁忙的、快速运动镜头。主人公卡尔“看到了大海的波浪”，尤其是透过船长办公室的三扇窗户所看到的船只在港口的活动景象，或让他的心“怦怦跳动”，或感慨这种“无休止的运动”“感染着”“无依无靠的人类”。主观镜头书写在渲染情绪的同时仿佛使“美国”更具真实感，限制性人物视点证实了卡尔眼中的美国确非全知叙述者卡夫卡幻想的“美国”。失去这个主观镜头的遮掩，只能是“一个矫情的叙事者”或者一个义正词严的批判者。同时，穿过房间门、窗户、港口、“矗立在这一切的后面”的“纽约城”与“其摩天大楼的万千窗户”，此处电影书写颇具现代电影深焦镜头(DeepFocus)的特征，利用焦距将前景、中景、远景构成最大景深，造成层次效果。主观镜头下的庞杂细节是卡夫卡式电影书写的典型特征，舅舅的商行、通往乡村别墅的交通、堡垒般的别墅、喧闹的西方饭店、大剧场的招聘现场等空间通过快速移动的镜头被扭曲，形成一种“结构性暴力”的压迫空间，具有惩罚性。与这个空间对视的人物则处于屈从的地位，被边缘化，可能“被纳入这移动的一切，成为规训体制的一部分”，或“资本主义社会温顺的一员”。和卡尔一样，《诉讼》和《城堡》中的K都会不断地被这种镜头遮蔽的扭曲空间胁迫，结局就是“罗斯曼和K，无辜者和有罪的人，最终两个人以不同的惩罚方式被处死，那个无辜者与其说被打倒，还不如说被用手稍稍轻轻地推到了一边”。可以说，正是这双规训体制的暴力之“手”，不断地将卡尔推来推去，直到他最终消失。

55、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4期

56、无心逗留的卡尔遭遇了警察的循环式盘问。每次对话总是把对方推到更远的地方，在对话和行动的矛盾张力中，卡尔莫名地选择了逃跑。在逃跑中，运动镜头从奔跑者视角对街景的细致描写和路线的选择，从视觉和主观性上给人以代入感。对话双方所处空间的建筑物和人的细节充斥在整个逃跑的前情后果中，饭店门口的车流、街巷和大桥、看热闹的搬运工、围住卡尔的孩子们、鲁滨逊和德拉马什，等等，都是行动偏离的助力。因此在这个细节空间中，卡尔的下落不明是被动的，至于选择权，如果说有的话，也是选择变成“内格罗”(Negro)、“害虫”(vermin)、“杂种”(crossbreed)或者一个死人。语言表达的偏离淡化了时间感，增加了荒诞性和惊悸之感，尤其对于经历了恐惧的人(如大屠杀幸存者)，头脑中不断重复的只有一个个晃动的镜头。《失踪者》中的逃跑镜头就是现代人的生存状态，陷入被暴力秩序碾压的无限循环之中，直到最终消失。《判决》中格奥尔格从父亲那里跑出去投河，《地洞》中时刻在躲避危险和敌人的动物，《诉讼》中一再尝试逃离法律之门的乡下人和K,《城堡》中从未逃离身份之惑的土地测量员，逃离恐惧是人的本能，而现代社会带给人精神上的恐惧不安频率更快、强度更大，几乎没有缓解的空隙，或者说更快地逃离意味着更早进入下一个恐惧。从希利斯·米勒认为卡夫卡预示了奥斯维辛的角度看，逃跑和追击这样的喜剧镜头试图遮掩犹太人在强权下的境况，“人成为杂交品种，受困于不同语言的混乱(babble)状态，这不仅预示着纳粹会像铲除害虫一样灭绝犹太人，还象征着被关在集中营的人的额外痛楚”。是否预示奥斯维辛？卡夫卡否认自己的作品是“明天的一面镜子”，称自己“害怕真理”，只能为了“沉默”毁掉作品。大屠杀研究者对卡夫卡的阐释确是卡夫卡对犹太人境况、对人的存在的探寻，只是这个探寻和历史惊人的一致。米勒还谈到海德格尔强调“真理”(aletheia)一词的希腊语意为“去蔽”,由否定前缀a-(去除)和词根lethe(遮蔽)构成，卡夫卡所称对“真理”的害怕或恐惧，其结果就是以他擅长的非逻辑结构来保持其“遮蔽性”：摇摆不定的逻辑上的双重性及隐秘的象征性，细节上的合理性和整体结构的悖谬，语言上兼具德语的双关性和公务写作的精准性。

57、对人的感性定义，对物质的不信任，对社会的深深刻怀疑。这种忧郁的否定和怀疑胜过经验主义肯定的信心。遥想到他当时正身陷入信仰迷失，社会混沌的德国就并不难理解。一次斗争的描述只涉及寒冷冬夜大街两人又陌生到熟悉期间模糊暧昧的冲突纠缠，然而清楚的自然是两三句话就清楚的情节解构，复杂的是难以琢磨的心理活动。

58、理由如下：01卡夫卡的这两部作品的阅读体验都不是很好，有人读得昏昏欲睡、有人读得头昏脑涨、有人读得异常痛苦，为了能够顺利地将全文读完，我建议选择字数少一点的。《城堡》四百多页，《审判》两百多页，只有前书的一半。

59、捷克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悲剧多于快乐，狂热与理性共存。在两大文化的挤压和大国势力博弈的氛围下，它音乐技巧高于政治才能，“纸上谈兵”超过英勇献身情有可原。生存环境与文化积淀使得捷克人含蓄谨慎，温文尔雅，天大的事情，他们都能以克制的态度妥善处理。同时，捷克人又具有日耳曼人严肃坚定、沉稳安详的性格特征，他们节俭诚实，在东欧各民族中最有条不紊；他们工作勤奋，心灵手巧，以精美的刺绣、木雕制品、工艺水晶和比尔森啤酒享誉世界。

60、《海边的卡夫卡》通过主人公“卡夫卡”的流浪来讲述成长。少年田村在离家之前便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并非遭受了外界突然的灾难或迫害，他的流浪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冒险。为此，田村认真学习、勤奋锻炼，并且改名为“卡夫卡”。名字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田村的改名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