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弊端
1、商业底线。有毒食品和药品泛滥成灾,社会良知丧失殆尽。
2、第儒家文化的内在逻辑缺乏足够深入的探讨,这是其自身和后人阐述过程中的一大局限。从儒家不断发展的历史中,直到朱熹的儒家理派也对儒家思想内部结构的合理性缺乏逻辑的深层次阐述。儒家表现出的是带有强烈的规矩感表象,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中儒家思想就是在那反复阐述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认知僵硬感。再加上被统治阶级作为功用的目的来使用而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思想自身的独立性,于是更被人诟病为固化阶层,麻痹思想的道具。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局限性一个是被他人作为工具时表现出的独断专横,但其实儒家思想只是被人利用的工具而不是儒家思想自身的问题。儒家思想自身的内在局限实际是它拒绝了逻辑的审问。儒家思想只意识到或者说领会到了社会性的人伦必然需求,总结出了忠、恕、孝的理性规则,而这些理性规则的表达借助了人伦的可感知性,从而将自身陷入到了公理的不可辩驳的地步,这正是其取消了进一步逻辑分析和推理的原因。儒学的可感知性价值太大使得他不自觉的忽视甚至拒绝逻辑的推理。人伦的社会在自然的发展中是一个历史的阶段,而逻辑是从先验到认知的唯一可靠的思维工具,因此必须也将儒学放到逻辑的思辨中,这就是当下儒学局限的本质,它难以找到与现代科学、当下新变化的有效连接,从而让人引起误解。
3、(2)《孝经·士章》:“以孝事君则忠。”李隆基注:“移事父孝以事于君,则为忠矣。”又《孝经·广扬名章》:“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邢昺疏:“言君子之事亲能孝者,故资孝为忠,可移孝行以事君也。”
4、本期推送摘选自杜维明先生《二十一世纪的儒学》第四章。如何面对当代的危机与挑战,不仅是儒学要考虑的问题,也是所有“人”学的聚焦点。孔孟儒学揭示出人既是宇宙的观察者,欣赏者,参与者,也是共同创造者。如何以儒学纠正西方本质主义的误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扩充”四端“,建构心灵秩序与伦理,本文对此给出了提示。(儒家思想的弊端)。
5、我之所以选择《周易》“变易”观念作为本体,是有一番考虑的。前面说过,一部哲学史就是一部本体重建史;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史上曾出现过林林总总的许多本体概念。当此之际,我们要重建本体论,当然可以选取一个新的存在者来作为本体,这不外乎是在上述诸多既有的本体之后,再加上一个新的本体。但是,如果我们试图以一个观念来涵盖上述形形色色的诸多本体呢?哲学史上的那些本体的相继演替,恰恰就呈现为“变易”,即“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就是《易传》哲学的根本特色:一切皆变,唯变不变。当然,这种“变易”——阴阳之“相摩”“相荡”而“生生”,本来并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即所有一切存在者的渊源;但当我们将其视为“形而上者”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将其存在者化了,它成为我们的观念系统及其陈述之中的最高范畴。
6、(3)对于这一思想的不同论述,参见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原善论》等著作。
7、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已经不可阻挡,我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逐渐走向世界。我从儒家思想影响和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
8、第五: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而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已溶入中华民族精神体系,也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
9、请别相信儒家把古人吹捧的那么高大上,编造“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谎言。现实生活中,“人老奸,马老滑”,“温饱思淫欲,饥寒起盗心”“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古人犯法少无非是迷信因果报应,加上法律严格而已。“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哪个王朝开国不是清廉的,在儒家虚伪的礼治德政下慢慢都变腐败了,说到底,绝大部分人在利益冲突面前都是自私自利偏向邪恶的,别怪环境影响。
10、2015年6月3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关闭。
11、第一个问题是我将孔子所说的“直”与伦理、道德分开来看,归属于不同的观念层级,而你认为不是这样的。这里涉及对中国古典文本中的概念的理解问题。同样一个字,在不同的文本中,用法是不同的。例如孔子的很多概念,我们都没办法下定义。中国传统训诂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字不离句”,你不能抽象地讲某个字是什么意思。或者用西方的话语来说,就是不能离开“语境”(context)来谈。《论语》中出现许多次的“直”,你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在同一个观念层级上使用的。所以,汉语有很大的流淌性,这与西方概念化的语言还真是不同的。我觉得,这个案例中的“直”就是这样。
12、综上所述: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民众思想得到了统稳固、加强了皇室权力,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同时也为自己后来的各项改革提供了保障。不过,西汉儒生盲目复古的特质也是王莽能篡权成功的主要原因。
13、然而儒家思想的弊端也为封建统治者继承了下来!
14、 下面再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行,是伦理学问题;一个是有什么希望,是关于神学或者说宗教学的问题。现在汉学的主流是把儒家所代表的德性伦理和西方从亚里士多德发展出来的德性伦理来互相比较。基本的观点是:德性伦理与习惯一样,要经过一个内化的过程,才能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这条路线比较接近荀子,但站在孟子的立场也可以接受。
15、东汉文字学家许慎(58~147)《说文解字》曰:“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术:亡之称。”
16、(1)参见《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17、上文说了,儒家文化为做人的文化,这种文化必定会受到其时代背景的影响而制定,比如男女职责的细化分工,再比如一些丧葬文化,皆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应综合分析,权衡利弊。
18、何为儒?春秋时从巫、史、祝、卜中分化出来的、熟悉诗、书、礼、乐而为贵族服务的文人,被称之为是“儒”。就字体结构而言,“儒”字,左“人”右“需”,意即“人之所需”,指人的需要;“儒”古同“懦”,而“懦”字,左“心”右“需”,意即“心之所需”,也就是柔弱如水的意思。
19、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学术与言论的开明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20、我们知道,《易传》建构的乃是一种宇宙论的本体论,其本体即“一阴一阳”的“变易”,亦即“一阴一阳之谓道”而“生生之谓易”;这种阴阳变易乃是“形而上者”——形而上的存在者,亦即本体。可以这样讲:“变易”本来并不是存在者,而是存在;然而在建构本体论的时候,它被存在者化了,即被视为本体。
21、(1)陈赟:《天下思想与现代性的中国之路——中国问题·中国思想·中国道路论纲》,《思想与文化》第八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
22、故而,儒学研究,在出入西学的同时,一方面要向六经的文本深入钻研,另一方面则要面对具体的政教实践与具体问题,直面天地之理,在“画前之易”中丰富并激活“画中之易”,也就是说,儒学当在生活世界留下自己的深深印迹。这三个同时展开、彼此互动的发展方向,最终在培育儒者这里,获得统因为只有“儒者”在,儒学与儒教才能找到它的真正主体与真正的担纲者。儒家之学术与教化的最终目的,正在于造就经天纬地的儒者,故而儒学的当代与未来发展,不能脱离儒者的塑造这一目的。西学的洗礼、六经的涵养与实践的历练,都是为了儒者的到来。
23、2014年9月,美国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宣布,将与中国孔子学院停止合作。
24、 私塾本即中华民族数千年之基础教育模式,一直承担着基础教育与化民成俗的作用。只因清末民初,中国饱受西夷宰割,为图民族生存国家富强,国人才不得已接受西化,而教育西化正是全面西化的第一步。西方因有宗教维系社会伦理,故学校只负责知识技能之传授。中国学习西方,在照搬其学校模式同时,却打倒了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纲常伦理体系,而西方之宗教因与中国文化、政治多有冲突而未能普及,于是中国百年来之教育沦为了价值虚无伦理缺失的知识技能教育,既而又退化为脱离社会实践的应试技能教育。而今私塾复兴,首先要贞定基础教育之根本目的,依着古人,基础教育之目的不外两方面,一者人伦,二者常识。人伦就个体生命而言则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就群体而言则为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五伦。纵然是日后的专业教育,也只是为了更好的尽伦尽份,此即“古之学者为己”之真意。至于常识,自然当与时俱进,掌握当下应该具备的知识能力,以妥善应对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目下之体制教育可谓两者皆无,而不少私塾仅是体制唯考试分数的机械转化,即唯包本字数是从。归根结底,两者皆与基础教育之主旨无关,其实践者之功利心却一如也。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培养大才,因为大才自有其因缘与成长轨迹,非人力所能左右,教育的真正目的是教人知书明理,成人成德,养成士君子。在成千上万的士君子中,或有圣贤出类拔萃,方有可能。岂能为了一个并无把握的大才培养目的,发明一套方法,然后号召众人去尝试,徒耗着多少孩子的慧命。
25、儒家学深受帝王追捧,汉武帝还将儒家学定为正统学,三个权威的儒家代表人物及主张很清晰,这三人分别是孔子、孟子、荀子,儒家学主张以“仁”治国,“德治”和“仁政”为重点,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26、假大空从古便开始了,严重匮乏一个(真)字.没有信仰的民族是没有罪恶感羞耻感的,而很多国人却把那停留在纸片上的空话说成是什么优秀文化,可笑至极!
27、自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思想解放文化运动以来,西方文化统领世界已经有500多年,现有的普世价值和评判标准基本上都是由西方人主导。在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际地位已经确立,全球都希望了解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的情况下,在全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应该认真反思一下,儒家思想能承载复兴中国文化的重任吗?能让全球精英送他们的子女来中国而不是欧美求学吗?能让中国文化鹤立鸡群受到全世界的敬仰吗?可惜答案是否定的。
28、礼是礼制和礼仪,礼制是一个国家的规章制度和正常的秩序。这就需要人人的共同遵守,奉公守法,严于律己。礼仪是对待他人的礼貌和尊重,中华民族是礼仪之帮,几千年的礼仪天下,人人以礼相待,相敬如宾,为社会带来了和谐稳定,有序地发展。
29、人作为暂时存在现象界和有可能继续存在永恒界的一种活物,不可能像一张纸一样定义为AB俩面。由于儒家缺乏对永恒的概念,对人的生命的尊严和价值也不会有正确的理解,在其理论熏陶下的国族既漠视别人的生命,也漠视自己的生命,一部二十五史血腥,告诉我们国人对生命的态度,因为他们对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一无所知。
30、对于“重建本体论何以可能”这个问题来说,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一旦提出“重建本体论”,就已经蕴含着这样一个观念——前存在者(pre-being、beforeallthebeings)的“存在”。然而在海德格尔之前,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里的道理在于:本体是一个存在者;不论是一个什么样的本体,它总是一个存在者。因此,“重建本体论”意味着寻求一个新的存在者来作为本体。但由于本体乃是要为所有存在者奠基的东西,即是先于任何存在者的东西,因此,能够为这个新的本体、新的存在者奠基的,就不能是任何东西、任何存在者。这就是我一再指出的20世纪以来最深刻的哲学问题:存在者何以可能。这个发问方式其实已经蕴含着这样一个观念:“前存在者的存在。”
31、蒯因(WillardVanOrmanQuine)所谓“本体论承诺”(ontologicalcommitment),其实就是这个意思。笔者讲过:
32、 按照盘山先生之儒门判教,孔门教法,有心性与政治二途,在圣王处则浑然合在后儒则各有侧重。心性儒学承曾子子思,宗《四书》《易传》,旨在解决人克除习性恢复天理的问题,宋明诸儒集其大成,而政治儒学重则在依据天理解决人间制度安排的问题,宗《书经》《春秋经》,汉唐诸儒集其大成。心性儒学以现实生命违背天理流于习性为最大的焦虑,故念念在于克己复礼,存心养性,所谓内圣之学是也。政治儒学以秩序混乱导致的苍生疾苦作为最大的焦虑,故致力于依据天道建构合理的人间秩序,所谓外王之学是也。心性儒学解决个人生命安顿与终极归宿问题,故致力于尽伦,政治儒学解决社会秩序合乎天理以使万类各得其所的问题,故致力于尽制。心性儒学通过尽心而知性知天,实现天人合政治儒学通过依据天理确立人间秩序,以实现天命流行各正性命。心性儒学认为格致诚正是圣贤君子的成德基础,政治儒学认为良好的社会制度是圣贤君子行道的前提。心性儒学于个人则戒慎恐惧,于政治则格君心之非,政治儒学于个人则恪守礼法,于政治则创制立法。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皆天道所开之二门,虽有不同,却俱本于天道。前者在于回归天道,后者在于实现天道。心性儒学是政治儒学保持纯正不入歧途的标准,政治儒学是心性儒学长生久视的保障。心性儒学长于守成,政治儒学长于开创。有心性儒学,则政治儒学不会偏离圣王之道,有政治儒学,则心性儒学庶几免于一己喜好。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数千年来并行不悖,各有所长,各有其用,不可替代,唯不同世代侧重不同而已。当今之世,正当以政治儒学为主,心性儒学为辅,面对家国天下三千年未有之困境,提出儒家之解决方案,再现儒学之生机活力,唯如此方可救儒学于将溺,济生民社稷于既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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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目前秉承季谦先生读经理论的诸多私塾,因为港台新儒家致力于中西汇通之缘故,开设课程甚是驳杂,涉及儒释道耶科,并认为所有人类文化皆自人性而出,只是人类理性之不同展现,故当本于人性而汇通之,以达到中西合璧之功。此言虽是不差,然儒释道耶科对于道体的体悟却有高低偏全之分,见性、未见性之别,故其入门进路与追求目标亦大异其趣,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各不相同。且以理性而贯穿各大教,正是西方哲学路数,于中学甚至耶教不过是按图索骥,皮毛之学罢了,绝难知其精神。而对于初学者而言,各大教皆各成体系,自圆其说,相互之间且多有抵牾,常使学者无所适从,甚至流于避难就易放浪形骸,更有甚者价值标准常常跳跃各教之间,变成了唯利是从。正如一个异乡人,新到一个地方,面前有五条大道,到底该走哪一条,其迷茫彷徨可想而知。而每个人的最高信仰与价值体系只能有一个,正如神父不可能是和尚,和尚不可能是道士,道士又不可能是儒者。学问贵博,道德贵醇,故于初学者当摒斥外教,确立儒教本位,依着《三字经》之为学次第,先小学后大学,先四书后五经,把释道耶科包括英语诸科,全部后置,俱列于子学部。待学者经史学问大本已立,儒教信仰已成,于圣道多有体证,而后以圣贤经教义理为标准旁及百家,择善而从,方为正道。所以“纯读经”在读经内容上并不纯,教学内容之驳杂无序五教兼顾,仅是在教学方法上唯包本录像罢了。
35、王莽为什么能篡汉成功?当然跟王氏家族强大的势力有关。但是,一个外姓人改朝换代在当时的社会并非轻而易举。最关键的原因:他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支持。
36、孔子是一个教育家,自三十岁招收学生,一直到老。孔子倡导“有教无类”,不分地位高下,报酬厚薄,只要学生拿十条干肉的拜师礼品,即可收其入门。在教育方面,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是一个好老师。
37、 儒家在伦理学上有几个最基本的信念,一个信念是:日常生活的世界有内在价值,我们不能抛弃掉日常生活去追求一个更高的真理。甚至可以说,最高的价值和意义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体现。这不同于希腊哲学,从希腊哲学来看,从现实中的“礼”出发怎么可能发展深刻的理念?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否定习俗,消解习俗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当然它可以通过实践回到习俗。不过,儒家基本看法是:离开习俗就不能正视生活世界,但扎根习俗并不妨碍有批判和超越习俗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礼也是一种创造性。“述而不作”可以理解为一种诠释的创造,夏礼、殷礼、周礼都有所损益。《论语·乡党》篇讲到了很多古礼,有些孔子接受,有些他不接受,他做了存在的选择。所以礼就不只是习惯,但它和习惯又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经过长期而能保存下来的礼必有它的价值,不必彻底扬弃,孔子反对的是没有任何历史意义的重新起步。
38、用西周的礼仪制度约束各层级!在封建帝制时代,这种约束作用,是对皇权的合法保护,尤其是后来董仲舒结合天人感应之后,儒家思想备受青睐,自此成为中国正统思想!
39、 学统恢复首先在于恢复儒教的学习内容,然后是学习方法,最后是学习目的,当今唯有民间私塾堪当此任。即从内容恢复自孔子有教无类以来所行的六经为核心的学习体系,从识字到读经,从蒙学到四书经史。一旦内容上调整,与此相应的教学方法也要随之调整,于是两千多年来的儒学教育方法之基本原则,也就顺理成章的应运而生,在此基础上,圣贤经史之教所指向的教育目的,便可进一步确立。作为养成三观与人生大本的基础教育,读经教育将彻底摆脱严重背离教育本质,完全功利化世俗化的现行体制教育与一些民间私塾的唯升学、分数、字数趋向,真正发挥其启迪心性涵养德性移风易俗的目的,既为学生进入各行各业奠定道德基础,也为继续儒学深造奠定学识基础。至于道统继承,即当学生基础教育完成,且立志于学,有心圣道,便可进入书院,继续研习六经,寻绎其理,既求索圣人之至德要道,又致力于圣道之现代转化运用,提出现代问题的解决方案。故相较于现代私塾以恢复儒家学统为旨,现代书院则当以继承儒教道统为旨。如此,上下衔接,配合得当,以源源不断的养成儒士,作为儒教复兴之新生力量,致力于现代中国之再儒化,合而言之,无论现代之私塾、书院,皆当是真正之儒教道场。
40、战国末期思想家、教育家荀况(前313~前238)《荀子・儒效第八》有云:“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
41、 因此,所有轴心文明所开展的宗教,以超越而外在为终极关怀的宗教,都要经过一个彻底的转化,重新理解地球上的生命。基督教说地球是凡俗的,“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不关注凡俗的世界,但现在大多数基督徒都在讲生态环保,佛教徒也是这样。文化中国目前大行其道的佛教是“人间佛教”,在中国,太虚受到基督教的影响,说自己讲的是人生佛教,关于“死”的问题佛教有非常高深的哲理;太虚的大弟子印顺讲人间佛教;以后证严法师发展的慈济功德会、星云法师的佛光山和圣严法师的法鼓山,都讲人间佛教,都关注人间净土,这是大转折。很明显,他们的问题意识跟孔子以来的儒家趋向一致了,这应该成为21世纪哲学的基本预设。
42、然而当时欧洲的风气仍十分保守,严禁偶像崇拜的罗马教廷很难接受尊孔祭祖的合法化,为避免被教廷视作异端,利玛窦和他的继承者们开始系统地将孔子学说介绍到西方。1662年,耶稣会传教士郭纳爵将《论语》、《大学》翻译成法文,以《中国科学提要》的书名在巴黎出版,很快引起各界的瞩目。
43、2012年5月,美国审查孔子学院学术资质,要求部分教师离境,此举引发舆论热议。
44、当今世界所面临的资源衰竭、生态恶化、食品危机、医疗危机和没法可持续发展的困境,可以在老子“道法自然”和“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之中找到应对的方法,中国文化对西方人有没有吸引力?!答案是肯定的!
45、海德格尔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存在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的结构超出一切存在者之外,超出存在者的一切存在者状态上的可能规定性之外”,那么,存在当然也是先行于此在(Dasien)的,因为“此在是一种存在者”;但另一方面,探索存在却必须通过此在这种特殊存在者,即唯有“通过对某种存在者即此在特加阐释这样一条途径突入存在概念”,“我们在此在中将能赢获领会存在和可能解释存在的视野”。如果这仅仅是在区分“存在概念的普遍性”和我们“探索”“领会”“解释”存在概念的“特殊性”,那还谈不上自相矛盾;但当他说“存在总是某种存在者的存在”,那就是十足的自相矛盾了,因为此时存在已不再是先行于任何存在者的了。
46、人类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健康和长寿,人类文明的终极追求也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健康和长寿。人类自然寿限为125—175岁,平均为150岁,而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现代人的平均寿限则为75岁,足足少了一半!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生命科学和现代营养学都是从“动物是机器”的生命哲学视角出发进行研究的,没有本原的奠基自然无法承载人类生存、健康和长寿的梦想!
47、(3)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英文版VoiceFromTheEast:TheChineseTheoryofJustice,UnitedKingdomReading:PathsInternationalLtd,2016);《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专著),东方出版社2015年版。
48、(5)见《荀子》之《正名》、《儒效》与《臣道》。
49、由此可见,到了孔子的时代,“儒”这一阶层已发生了相当大的分化,至少形成了“君子儒”与“小人儒”的两极阵营。在体系内的,为国家政府服务的儒,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儒;而在民间给老百姓婚丧嫁娶服务的儒,就是小人儒。实际上孔子在期望自己的弟子们一定要勤奋努力,不要再次沦为那种只能为民间的礼仪活动服务,只是干一些诸如丧葬之类的吹打揖让之事,以至于沦为贱民阶层。
50、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宇宙万物本原和生命本原的视角出发,认识到了自然力的文化,从生命本原元气出发的营养学,元气力与医疗力合理搭配的健康学,对全球精英有没有吸引力呢?!答案是肯定的!
51、 港台新儒家一脉,因受“五四迷思”影响,依然致力于紧随西方,故把政治领域让给西方民主,并目之为儒家的新外王和新儒家的志业追求,导致在港台乃至世界,儒家完全失去了在政治领域的话语权,全由民主做主,自己仅退守至心性领域,与佛老耶无别。而深受港台新儒家影响的大陆新儒家学人近数十年也逐渐崛起,在深入了解体察中国历史与西方现代政治模式后,结合康南海先生在一百年前对中国政治的思考,对比儒教圣王所追求的王道政治,一方面发现了民主制度严重的先天性不足,即仅仅是民意的一重独大,其政治只能代表当下民众当下的利益诉求,程序的合理却并不能达成目的的合理,导致其对内虽讲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平等诸价值,对外却难改其殖民掠夺行径,缺乏神圣超越的价值依据与历史文化合法性的根源,故导致其政治模式最大特点即短视近利唯利是图。犹如一群强盗虽然组织严谨,其大小头领任职亦有严格程序,然却不能改变其对外打家劫舍的强盗本质;而另一方面也发现了儒教政治资源在现代社会不可忽视的价值意义,近代以来一笔抹杀甚是颟顸。于是有盘山先生,基于《春秋》经传与三才之道,首倡儒教宪政,即具备天道合法性、历史合法性以及当下人心民意合法性的儒教政治模式,并参照西方宪政模式与议会制度,形成了一种天地人三才相互制衡的儒教宪政体系,包括太学监国制,议会三院制,虚君共和制三部分,并以超越西方民主,成为中国乃至人类永续发展的政治模式。吾人以为,这才是当今儒者真正应该追求的与古圣先贤千古一贯的王道政治理想,具体可参考盘山先生《政治儒学》系列著述。
52、西方自然科学事实上是从人的视角来看自然,来解读自然,来诠释自然。就像是康德所说的那样,西方人不是从自然引出定律,而是把定律强加给自然。西方人试图把研究人为力的科学理论强加给世界,但西方哲学本体论的迷失,使西方的知识理论完全没有本原的典基,是完全建立在沙滩之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