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

1、1614年，清王朝建立，这时顾炎武2岁，注定要当一个明代的遗民。顾炎武原名绛，明亡后改名炎武，被后人尊称为亭林先生，所以也叫做顾亭林。

2、      顾炎武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一贯”就是指的“忠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在下之达道也。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夫圣人者，何以异于人哉，知终身可行，则知一以贯之之义矣。”(《忠恕》，《日知录》卷七)顾炎武不承认“一贯”有什么“上达”的抽象性，认为“一贯”是指一生的道德行为准则，而这个行为准则就是“忠恕”。也就是说，“忠恕”是“一贯”的内涵。所以出现这种分歧，就在于顾炎武是个“下学”论者，而朱熹虽讲下学，但更是一个“上达”论者。

3、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成为开启一代学术先路的杰出大师。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

4、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是由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最先提出的。

5、      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千方百计地要往官本位的体制中钻，就在于官本位体制中的人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在由乡宦、生员、吏胥所组成的庞大的特权阶层中，尤以生员的经济特权对民众的利益所造成的危害最大。只有废除生员制度，取消其经济特权，才能使那些没有任何官本位背景的人们所遭遇的困境和痛苦得以缓解。

6、在顾炎武看来，读书人仅仅空谈理想抱负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懂得学以致用，要把从书上学到的知识用于实践生活，要能创造实际效益，能够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百姓生计。如果读书人只是满足于一些奇技淫巧的小把戏，那对国家是没有任何益处的。

7、可是叶方恒不肯罢休，并派人追踪企图借机加害。为了避祸，顾炎武有家不能回，不得不东躲西藏。对这一段痛苦的经历，他在《流转》一诗中描写得很详细。“流转吴会间，何地为吾土。……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却念五年来，守此良辛苦。”每次出行都小心翼翼，乔装打扮、水陆变换，无奈仇人很执着，“畏途穷水陆，仇雠在门户。”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他认为这样与仇人玩猫和老鼠的游戏实在不值，便荫生了远走他乡、游历天下的想法：“故乡不可宿，飘然去其宇。丈夫志四方，一节亦奚取。毋为小人资，委肉投饿虎。”那么去哪儿呢？“浩然思中原”。只是他一直没有下定决心付诸行动，毕竟故土难离啊。

8、顾炎武论学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强调学以经世，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之事，都应探究原委，反对明末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名言，后人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9、      三是政治腐败，官商勾结，垄断市场。顾炎武认为，在阻碍中国社会商品经济健康发展各种非经济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政治腐败。在晚明中国，有一大批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和资源来从事商业活动、与民争利的官员，有一大批具有官场背景、并在这种背景下从事不公平竞争的商业活动的豪绅：“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这一势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垄断了市场，严重阻碍了民间的自由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10、      第整顿市场经济秩序，主张行政权力退出市场竞争。针对晚明中国官商勾结、垄断市场的情形，顾炎武主张严厉打击与民争利的“官倒”，禁止官员及其亲属经商。为了使行政权力从市场竞争中退出，他主张采取汉元帝时贡禹所提出的建议：“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议今亦可行。”

11、      晚明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提出的首要课题是，如何使社会经济生活最大限度地摆脱专制主义的行政权力的干预，使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们最大限度地摆脱专制国家的超经济强制式的掠夺，使私有财产得到保障，使人们得以在法律的保障下自由地从事生产和贸易活动，以推动中国社会的商品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正是在这一问题上，顾炎武深刻阐述了“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的自由经济思想，为中国社会的近代转型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12、(3)赞扬历史上的“异端”行为(肯定改革、农民起义、寡妇再嫁)、倡导变革。

13、在太平堤被打事实上帮他下了决心，这也成为他一生的转折点，从此他一去不归，开始了游历北方的生涯，“往来曲折二三万里。”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后来他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编成《日知录》，终成一代大家。

14、由此可知，顾炎武虽然过着游学隐居的日子，依然心系旧国，只不过这种情感没有直抒胸臆，只是流淌于字里行间而已。

15、      在发展经济的问题上，他也不相信官员们“为天子为百姓”的高言宏论，他认为官员们也和老百姓们一样，只有让他们有利可图，才会实心实意地致力于发展地方经济。因此，他主张君主应把权力下放给县令，让县令来“自为”。他说：“夫以县令得以私其百里之地，皆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廓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勿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他认为，衡量县令是否称职的根本条件是人民安居乐业，对于县令之称职者，“赏则为世官”；对于不称职者，“罚则为斩绞”；这样，县令们即使只为其私人利益考虑，也会“勉而为良吏”。县令们在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的同时，还应致力于发展采矿业：“夫采矿之役，自元以前，岁以为常，先朝所以闭之而不发者，以其召乱也。譬之有窖金焉，发于五达之衢，则市人聚而夺之，发于堂室之内，则惟主人有之，门外者不得而争也。今有矿焉，天子开之，是发之于五达之衢也；县令开之，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他主张藏富于民，地方的富裕即是国家的富裕，国家不必与地方争利：“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故曰此富国之策也。”

16、顾炎武妻子卒于昆山后，他对着妻子灵位痛哭流涕，写诗哀悼：

17、明初四大案中有三个杀人过万。洪武十三年(1380年)案发的胡惟庸案持续十余年，朱元璋以不同罪名株连功臣宿将，先后诛杀3万余人。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处死从户部左右侍郎以下到各布政使司官吏，死者达数万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借口凉国公蓝玉欲图谋反，株连杀戮超过5万人。明成祖朱棣攻入南京后，对政治反对派进行了残酷镇压，死者难以计数。方孝孺因拒绝起草即位诏书，被诛杀十族。

18、      顾炎武倡导经学，不是为经学而经学，其目的是“通经致用”。他讲求六经，与思考“当世之务”紧密相连。“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录》卷十九)“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制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必选夫五经兼通者而后充之，又课之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而后升之”。“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生员论中》，《亭林文集》卷一)也就是说，经学的归宿是实学。对六经的研究，是他实学中的一部分。

19、一个学生站起来回答说：“书当然是纸做的，还能用别的东西做吗？”

20、      但统观顾炎武关于“一条鞭法”的论述，我们决不能得出他反对实行“一条鞭法”的结论；在清初的历史条件下，他主张恢复实物赋税，亦只是“权宜变通之法”而已。

21、 顾炎武以“博学于文”“行已有耻”为问学宗旨，屡次参加科学不中后，二十七岁那年，他较然放弃科举之路，专攻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与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有关的书籍。有时候，他走到边塞岗亭，就会招呼守岗的老兵一起到路边的酒馆坐坐，向他们询问当地的风土人情和地形地貌。如果与自己先前了解的情况有所不同，他就马上记下来加以探究。

22、《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目下写道：愚按，心不待传也，流行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此乎判。此圣人所以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而相传以执中之道，使无一事之不合于理，而无有过不及之偏者也。禅学以理为障，而独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单传心印”。圣贤之学，自一心而达之天下国家之用，无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达，人人所同，历千载而无间者。

23、      在《日知录》中，顾炎武还说：“《黄氏日钞》曰：夫子述六经，后来者溺于训诂，未害也；濂洛言道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孔门弟子不过四科，自宋以下之为学者，则有五科，曰语录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录》卷七)这话虽然没有明确批评程朱理学，但对其不满情绪也显而易见。他曾借孔子的话批评宋玉“为俑者不仁”，濂洛言道学，导致后来借以谈禅，是否也可以说“不仁”呢？

24、      顾炎武似乎已经意识到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的道理，在《菰中随笔》卷二中，他分析了商品经济的盛衰与交通状况、民居多寡的关系，更注意到法治对于保障公平贸易的重要作用。顾炎武认为，要保证贸易的公平，使交易的双方都能“各得其所”，就必须有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的法律，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匪法曷均”的意义所在。

25、      顾炎武对宋朝灭亡教训的总结，实际上是对明王朝灭亡教训的总结。他在《日知录》卷十二《财用》条中，更从经济学学理上论述了货币的作用，说明了专制统治者拼命搜刮民财、“独拥多藏于上”的荒谬，同时也说明了君主独“擅天下之利”乃是导致明亡的根本原因。他说：“古人制币，以权百货之轻重，钱者币之一也，将以导利而布之天下，非为人主之私藏也。……自古以来，有民穷财尽，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此无他，不知钱币本为上下通共之财，而以为一家之物也。”“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管子》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呜呼，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明王朝并非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而万历皇帝最大的弊政，就是实行了横征暴敛的税收政策。

26、复旦大学教授、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认为，这本书的价值和研究方面都有新的认识，浙江大学的古籍所束景南教授也评价全书解决了“汉学与宋学之争”、“顾氏是否崇信朱子理学”、“顾氏学说对后世的影响”学术争论。

27、      正如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有其两重性，对此，顾炎武有很深刻的认识。《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歙县风土论》，把明朝嘉靖前后看做是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详细记叙了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风气的变化。从明代开国到弘治年间，整个社会尚且笼罩在一片田园诗般的纱幕之中，“妇人纺绩，男子桑蓬，臧获服劳，比邻敦睦”；到了正德末、嘉靖初，则出现了“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赀交接，起落不常”的情形；到了嘉靖末、隆庆间，已是“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贸易纷纭，诛求刻覈”的状况；到了万历年间，“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这一社会关系变化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呈现出来，乃至出现了“贪婪罔极，骨肉相残”的局面。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诈伪萌矣，讦争起矣，纷华染矣，靡汰臻矣”，“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正是一幅处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中国社会的风俗画。

28、顾炎武(1613年—1682年)，明末清初思想家、学者，南直隶昆山人。初名继绅、绛，字忠清，后改名炎武，字宁人，因避人陷害，曾化名蒋山佣。居亭林镇，学者尊称亭林先生。

29、(2)重视手工业、商业的作用，顺应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